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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47,时代雪景

2019/8/17 3:18:16

上海1947,时代雪景

1947,农历丁亥,2月,上海,大雪纷纷扬扬。

 

雪霁时分,黄浦公园内枝叶疏朗,远处外滩万国建筑轮廓毕现,行道上的积雪开始融化,而草坪依旧银装素裹。这是上海开埠以来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冬季,却定格了大时代来临之前最后的静谧时光。透过黑白照片和67年时间隧道而来的那份深入骨髓的清冷,即便在2014春意盎然的深秋,依然令人感同身受。

 

(1947年2月14日,黄浦公园雪景)

 

同年4月初,虽无莺飞草长的传统春色描摹,暖意依旧不可遏止地在黄浦公园内雀跃:浦江波光粼粼,人们换上了轻快的装束,春日灼人,穿西裤白衫的男子甚至捋起了袖管,信步在树冠的浓荫里。

 

(1947年4月5日,黄浦公园观浦江)

 

1947年,《解放日报》的编辑部还远在延安的窑洞里办公,然而报社摄影部的资料库里却留存了上述三幅记录1947年冬春上海黄浦公园的照片,没有摄影者的信息,似应是1949年5月之后进入解放日报工作的原新闻从业者。如果机缘凑巧,施以水粉淡彩,这几幅照片原本或许应该登上《良友》画报,成为那个时代上海人茶余饭后休闲读物中的一鳞半爪,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沉睡67年后方真容初显。

 

闲适定格的片段,显然远不能展现真实的时代图景。1947年的上海、中国,乃至世界,正面临沸腾裂变前夜最后的平静。

 

黄浦公园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座欧式公共园林,建成于1868年8月,经过多次改建,用过多个名称:公共花园、外国花园、外滩公园、公家花园、大桥公园、外摆渡公园、黄浦滩公园等。令中国民族主义者血脉贲张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案即肇始于此。1885 年颁布的《外滩公园游览须知》 第一条规定“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五条“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但关于黄浦公园门前是否真的悬挂过综合了这两条规定的牌子,学界至今莫衷一是。

 

1947年的冬春,距离租界工部局取消“华人不准入内”的陋规过去了差不多20年,但整个上海人、中国人面临的困局,显然远比20年前主张平等游园的公民基本权益更为严峻。

 

1947年2月,就在本文前两幅照片拍摄的当月,由美国《生活》杂志战地摄影师马克·考夫曼在上海拍摄了大量新闻照片,真实记录了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统治下通货膨胀的奇景。上海当时拥有的全部5家印钞厂开足马力赶印钞票,依然只能对“狂奔性通胀”望其项背。当时五家印厂一分钟能印制1600万元的纸币,日夜赶制仍不能满足需要。后来,国民政府只好发10万元的大钞。

 

(上海印钞厂女工  马克·考夫曼 摄)

 

史料显示,1947年6月货币增加额比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总增加额还多。国民政府承认:“印刷机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钞票”,其危险性“比共产党叛变更为广泛”。

 

(上海印钞厂一景   马克·考夫曼 摄)

 

怎么办?美国人伸出“援手”。1947年国内印了58万亿元,美国人相帮印了137万亿元。

 

1947年春天,浦江奔流入东海,阳光普照,然而“一口袋钞票买不到一口袋米”。2月10日,纷飞大雪中,刚过农历元宵5天的上海,爆发“黄金风潮” 。

 

(上海印钞厂工人用麻袋运输刚印出来的钞票   马克·考夫曼 摄)

 

1947年初,随着国民政府军队在内战节节败退,军费开支能增,造成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当时全国各地的金价普遍高于上海,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价为例,上海最高为734万元1条(大黄鱼),北平为860万元,南京为930万元,武汉为950万元,重庆为950万元,广州竟高达1100万元。自然,全国各地游资疯狂涌向上海抢购黄金。

 

史料记载,当时许多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暂不下发,大批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运送战备的火车成为运送钞票的机器,各大派系为了争夺交通工具,还大打出手,军心一片混乱。连政府直属的中航飞机也被人用来运金。

 

上海引发的金融狂潮迅速向整个国统区蔓延,先是天津、南京等各大城市,人们大量抢购黄金美钞,如痴如醉,犹如覆没前最后的疯魔。

 

金融市场混乱带动物价飞涨,上海的米价1946年涨了15倍,1947年则涨了20倍,其他与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无一不涨。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

(1947年2月10日,上海徐家汇,米价飞涨沿途米摊剧增。 来源:《申报》老照片)

 

 

 (1947年2月10日,上海徐家汇,米价飞涨沿途米摊剧增。 来源:《申报》老照片)

 

上海黄金库存很快见底,行政院长宋子文急忙向上海“输血”,曾有一天抛售黄金10万两的记录,但也无济于事。蒋介石遂令宋子文停止抛售黄金。2月16日,行政院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并组成经济监察团,对国人持有的黄金美钞加以充公或按市面牌价兑换。

 

近乎抢劫的与民争利,在1947年的冬季,成为压塌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也透支了普通人对政府的最后一丝期望。

 

如果把目力置于更大的视野,1947年的中国,凉意更甚。

 

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指出:中国已经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前夜。

 

2月20日至23日,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歼敌五万六千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七个整旅共七万六千余人。

 

2月21日,蒋介石强迫中共驻北平军调部人员撤返延安。27、28日又通知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眷属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3月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为此发表声明,说蒋介石这一措施,“表示蒋方已经决定最后破裂……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

 

2月28日,中国台湾地区爆发反蒋武装起义“二二八事件”。

 

3月7日,中共南京、上海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人员董必武、钱之光、童小鹏、王炳南、梅益等74人,乘美军飞机4架飞返延。董必武于临行前发表书面谈话说:必武等今日被迫离此,愤慨莫名。10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矣。

 

同月,孟良崮战役开始。昔日的抗日英雄、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一战殒命。

(张灵甫像 来源:《申报》老照片)

 

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而作为缠绕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梦靥”,亦开始于1947年。这一年的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发表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讲话。此讲话被视为冷战开始的重要标志。

 

1947,一个时代的拐点。从外滩黄浦公园未及消融的霜雪到红日浸染的孟良崮崚嶒山岩,人类的族群隔阂、充满矛盾和挣扎的缠斗,浓缩于一个年份的切片中,永远停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