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杀医案5年整,中国的医患关系变好了吗?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的老医生袁方知道,如果他不开口,医院里很少有人再愿意说起“王云杰”这个名字。  
   

5年前的10月25日,空鼻症患者连恩青闯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用榔头对准医生王云杰的头部狠狠砸去,又掏出尖刀,向王云杰背部连刺数刀。当王云杰倒地后,连恩青又冲向CT检查室,持刀向放射影像科主任文远道的心脏刺去。文远道的心包被刺伤。身为王云杰同一科室老同事的袁方选择了挺身而出——他一路追赶制止,腋下被刀刺伤。“只差一点点,刀子就到心脏,我也就活不成了。”袁方对记者说。
   

随后几天,该院医护人员自发汇集在院内,举起了“沉痛悼念王云杰医生”“医疗暴力零容忍”的牌子;浙江省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也纷纷聚集,悼念王云杰,并呼吁“维护医护人员人身安全”。一时间,医疗界震惊,此事被视为中国医患关系的标志性事件。  
   

5年间,暴力伤医事件仍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今年9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3位医生遭病患家属殴打,又一次舆论大哗。
   

这两天,袁方用手机刷着一千多公里以外这场风波的各家媒体报道,特地留意了评论区,略觉宽慰:几乎所有网友都能理性分析,都在谴责暴力实施者;医患关系中的“强者”与“弱者”不再是从前那样非黑即白。“这是个好的开始,王云杰没能看到。”袁方说。   

第六诊区是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的门诊办公区域。

 


淡忘?

 

10月24日傍晚,袁方给记者发来一条微信——“五年了,谢谢你还关心这事,我们医疗界一些人士可能把王云杰同志的名字也忘了……”
   

王云杰原是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另一职务是该院负责处理医疗纠纷的门诊部主任。这家医院拥有2000多名职工,连续多年跻身“中国县级医院竞争力”排行榜全国前十名,去年按照三甲医院硬件标准斥资十几亿打造,焕然一新。院办负责人告诉记者:不想再提旧日伤疤,我们只想翻开新的一页。
   

王云杰生前科室的医生也大多选择了沉默。“怎么又来旧事重提?这件事好像淡掉了。”一位事发时在场的耳鼻咽喉科医生问记者。       
  

放眼崭新的医院,门诊大楼明亮现代,门口的音乐喷泉播放着交响乐,咖啡馆、书吧、餐饮配套一应俱全;每个候诊区都有落地玻璃,还装饰着白色的飞鸟、芦苇等图案。恍惚间,仿佛置身于都市购物中心。在医院的行政办公区域,记者看到了“创三甲办公室”的标识。据行政工作人员介绍,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属于正在争取三甲医院资质的浙江省首批县级市医院,而候选医院的数量不超过5家。  
  

在新医院,医生的生活便捷度被置于重要地位:每个科室在门诊和住院部均设有员工生活区,供员工休息;食堂为医护人员提供半成品配菜服务,省去了医生晚归后的做饭辛劳……根据日历安排,这周末,所有医护人员将举行环医院的“迷你马拉松”。  
  

这些搬入新院一年间医护人员的福利,王云杰没有赶上。    
  

实际上,无论是王云杰还是文远道,都不是行凶者连恩青的第一目标。
   

在暴力袭医之前,连恩青已在这家医院间歇性游荡了好几个月。事发1年前左右,他由王云杰的同事蔡医生主刀进行了鼻腔微创手术,术后一直感觉鼻腔不舒服,怀疑治疗存在失误。他反复去杭州、上海求医,所获结果始终是蔡医生当时治疗是得当的。  
  

连恩青没有作罢,仍常去医院闹事。“其实那位行凶的病人闹事半年多了,到我这里就来了两三次。有一次,我看他实在闹得凶,就免费给他做了一次CT,并针对他为什么每次检查影像都不一样的疑问解释了一通。”文远道回忆。
   

但这依旧没能让连恩青打消疑虑。他在医院里随机询问了一名护士:CT的检查结果是不是联网的?连恩青所指的是整个浙江省医疗系统,而护士理解成该院内网,便答“是的”。这一回答,被连恩青解读成了:所有医院都是串通一气,一丘之貉。  
  

只是在那次免费的CT检查之后,连恩青每次在医院里看到文远道都远远避开。“他当时看到我就走,但也没有表现出恶意。”文远道着实没有想到,有一天连恩青竟会把刀刺向他的心脏。
   

而王云杰在这家医院更是口碑颇佳。袁方记得,王云杰的手很巧,哪个病人的嘴歪了,到杭州、上海都看不好,到他手里,一治就好。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当时为何挺身而出?你不害怕吗?”记者追问袁方。  
  

袁方终于简单答道:“他比我年轻,才40多岁,医术又好,人品也好。我想救下他,对病人价值更大……”他坦言,当时没顾上恐惧,后来想起才知害怕。

如今的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宽敞现代。

 


隐痛

 

5年前,袁方住进了胸外科。1个月的住院治疗后康复出院,但他整整做了大半年的噩梦,无法安眠。每一场噩梦里,都有人持刀威胁自己身边的同事。“怎么可能忘掉呢?”他反问。  
  

在这家色彩明快的宽敞医院里,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那次暴力袭医事件的痕迹。只是,文远道每年清明前后,总会去王云杰的墓上看看。  
  

他记得,每年去墓上时,那里都已摆满鲜花。“大概很多人都在心里,没有忘记这件事。”  
  

文远道至今每天仍忙于读片、写报告。简单的午饭过后,他就盯着电脑屏幕读报告。每天七八十份CT报告,或是五六十份核磁共振报告,每张报告都要读5分钟左右,这是他雷打不动的工作量。  
   

只要精力允许,袁方有时会去医院坐诊一天,以分担年轻同事的门诊压力。他所在的耳鼻咽喉科,每天来门诊求医的病人多达五六百位,每位医生每天的就诊量约为60人。“常常累到晚上回家吃饭时,都不太爱和家里人说话。”一位主治医师对记者说。
  

曾为连恩青治疗的蔡医生现在已是主任医师,每周开放两天的专家号,依旧供不应求。仅仅是一个上午,就加了7个号。中午11点半起是医生的休息时间,他甚至已给自己抹上洗手液洗了手,可起身看了看门口病人排起的长队,又重新坐下。 
   

改变终究还是在无声无息间发生着。耳鼻咽喉科一位医生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自5年前的悲剧之后,蔡医生上手术台做手术的次数就少了许多。这位同事还表示,其实这几年整个科室的手术数量都有所减少。“有些我们科室医生本来比较有把握的手术,也都不做了,直接把杭州一些三甲医院的专家请来做手术。”
   

另据口腔科一位医生介绍,这几年,耳鼻咽喉科医生对于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确实“日趋保守”。“如果他们科室的医生诊断出了病灶,但是病人还没有表现出症状,医生一般采取保守治疗或者建议病人到大城市治疗。”这位口腔科医生有时和耳鼻咽喉科的医生有交叉诊疗之处,对于这些变化,他看在眼中,“只要是会带来疼痛的预防性治疗,他们都会万分谨慎。”  
   

早在5年前惨剧发生之前,暴力伤医对这个所辖人口100多万的县级市医院就并非绝缘。文远道记得,此前有位同事在刚下班疲惫不堪时,被人劈头盖脸浇了一桶粪水。“我都不知道他们算不算医闹,有时候觉得每次来闹事的就是那几张面孔。”文远道慨叹。毕竟,“专业医闹”这类词汇,他一度以为只会出现于大城市的三甲医院。  
  

“被打了也是白打。”文远道苦笑着说,当患者和医生发生口角时,医生一般吃的都是哑巴亏。
   

即使如履薄冰,医患之间偶发的龃龉到现在也未终止。就在前几天,心内科的一位主任医师找到文远道,苦着脸翻出一条病人的匿名短信,大意是:没想到你和我住在一个小区,以后万事小心。而这位心内科医生早已忘记自己何时收治过这位病人,更不用说是因何种矛盾结的怨。谨慎起见,这位医生去派出所寻找这个电话号码的来源地,却发现它并非实名注册的。  
  

“每一个人的认识水平不同,有时确实和病人很难沟通。”文远道说起一位最近来医院投诉的病人:病人来看病时,症状是腹部右侧疼痛,经过检查后,在腹部左侧发现了结石,病人顿起疑心,任医生怎么解释都不信,固执跟着管理医疗投诉的主管医生查房,走了一上午才作罢。  
   

身为科室主任,文远道少不了日常解决一些医患摩擦,“我告诉科室里的人,不要因为和病人以及家属的口角耽误工作。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来向他们解释,我解释不了的就请他们去社工部投诉”。
   

医院每年都有针对各个科室病人投诉数量的考核,可文远道在管理科室时,还是选择淡化了大部分投诉。
  

“难道你真的不在乎投诉?”记者问文远道。
   

他的回答是:不是不在乎,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要问心无愧,做应做之事就行了”。      

 


防患

 

10月25日清晨起床后,袁方看到老同事发来的一篇微信纪念文章——“2018年10月25日凌晨,我只有发表此文来纪念王云杰医生的离世5周年,希望他的家人经过5年时间能慢慢抚平伤痛;希望中国能真正出台一部保护医疗卫生人员安全的法律,保护我们在工作时候不受伤害;也愿医护人员看到能帮我转发,引起社会对此的关注。医护人员不是神,他们也是人,他们虽然救不了所有人,至少他们一直在尽力救治他们手里的每一位病人……”   
   

写这篇纪念文章的医生,与王云杰不算相熟,只是门诊办公室相距不远、遇见时会打招呼的点头之交。在5年前的风暴中心,这位原本沉稳的同事心里如压重石,7天7夜无法好好入眠,直至被注射了镇静剂,后来确诊患上躁郁症,前两年才康复出院。    
   

从创伤中走出来的人,如何获得继续前行的勇气? 
  

首先,起码得有人身保障。在文远道印象中,5年前,医院门诊楼的保安数量不超过10人。而今,楼道里的保安数量超过100位,时不时会有保安在各个候诊区驻足执勤。记者还观察到,在每个科室候诊区的分诊台,都有连接保卫处指挥中心的警铃;更特别的是,这家医院每个诊室都有前后两个门,前门是病人进入诊室的通道,后门则是供医生出入的员工通道,需要刷卡通行。 
   

医患关系中,究竟谁是“强者”,谁是“弱者”?难以一概而论。 
  

“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是占主导的,但相对却还是弱的。”在这所医院,依然有这样的规定:凡有病人提出投诉,如果当事医生无法做出恰当解释,就会在医生个人考评体系中扣分。“有时候,病人说你的服务态度不好,要投诉。但是服务态度,你怎么辩驳呢?”那位口腔科医生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病人来医院,除了“求医”以外,也多了“消费”这一层面的需求。比如他就曾接受过病人一个“过分”的请求——让医生在晚上再度到诊室加班,为其镶牙齿。  
   

医院社工部一位专门接待患者投诉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病人关心的或许只是医生治疗是不是正确,但现在,即使是就诊时间延误了几分钟,他们都会跑来投诉。”   
  

好在让医生们觉得欣慰的是,就在王云杰遭遇意外后的这几年,正是国家整治医闹的发力期。这几年,动手的病人家属越来越少,越来越多患者在投诉时也愿意保持理智态度……医生们觉得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也变得会兼听病人家属以及当事医生的双方意见。     
  

不过,对于暴力伤医的防范越来越严了,袁方却觉得自己看病越来越难自如了。“来了病人,总要看看这个人怎么样,难不难搞,脸上有没有凶相。以前只管一心一意看病,哪里用管这些?”他念叨着。  
  

为了防范风险,规范化的就诊流程也被医生们视为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这也让袁方困惑。他说:“打个比方,就说是食道异物治疗,以前我们出门诊时经验老到的医生就帮病人取出来了;但现在操作流程讲求规范化,一旦有这样的情况,肯定得让病人住院,做各项检查后才能给出治疗方案。”  
  

袁方总觉得,一纸冷冰冰的责任契约,或许并非医生规避风险的最有效办法。“以前就是医生和病人口头沟通,沟通好了就治疗;现在,口头商议不奏效了,医生会让病人家属签下很多责任书。这时候,家属就开始有一些微妙的隔阂了。” 
  

文远道也偶尔会怀念那个医患关系良好的“很早以前”,“病人出院了,每次路过医院,都要来看看主治医生,大家对治病救人的人总是尊敬的”。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袁方总有一种乐观和悲观交织的复杂情愫。几年前,老朋友的女儿在填写高考志愿时,他极力规劝她不要填报医科大学;而另一方面,当了40多年医生的他明明可以安享晚年,但仍选择留在医院坐诊。他说自己是在灰心中继续向前走的人。
    

如那篇微信纪念文章所写,“看着好像都是个案,但是长此以往,将没有人敢去给别人看病……说句心里话,我是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将来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袁方读完了全篇微信文章之后,犹豫再三,决定不再转发。他说:有些事情,记在心里就好,总要相信明天是更加天朗气清的日子。

 


来源地址:温岭杀医案5年整,中国的医患关系变好了吗?



图片

Contact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