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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2-26 12:55:36 作者: 浏览量:8127

原标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帅让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 9月27日,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这次评衔,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革命军人的历史性评价,不但事关此后的待遇,更是对既往贡献的认可。

然而,得知自己要被授予军衔后,不少元帅、将军面对荣誉淡然处之,不为名利争短长,演绎了让衔的一段段佳话。   元帅让衔:元帅应该是他们的  在元帅中,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就提出让衔。 徐向前让衔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 他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过信。 但是,毛泽东认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根据地的总指挥,他应当被授予元帅衔。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性格内向,从不夸夸其谈。

正因为此,时任校长的蒋介石给他的评语是“资质平平”。 但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学生,在国共合作破裂后的作战中,给他领导下的军队屡屡造成损失。 从参加广州起义,到领导创建鄂豫皖根据地,打破国民党三次“会剿”;再到长征中三过草地,带领部队血战河西走廊,徐向前的功劳有目共睹。 但是在荣誉面前,他却不止一次说过:“许多同志牺牲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  同徐向前一样,罗荣桓也提出让衔。

他的理由是,自己是做政治工作出身的,没有什么战功,而且入伍晚、贡献小。

但是,毛泽东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至于战功,他协助林彪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作为老战友,毛泽东很看重罗荣桓对党的团结起到的作用,认为“罗荣桓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不许秘密搞鬼”。 罗荣桓1963年去世时,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且写了一首“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悼词。

  另外,叶剑英也提出让衔。

授衔之时,他因正在准备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所以没有参加授衔典礼。 但得知要被授予元帅军衔后,他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 ”他的理由是,自己长期担任参谋长职位,多是在后方工作,因此,应该把荣誉让给其他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是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把天下打下来的。

但是党中央也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大将让衔:共产党人的一面明镜  除元帅外,在此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老一代革命家中,也有不少提出让衔的,徐海东、许光达就是其中的代表。

  十位大将中唯一没能出席授衔典礼的就是徐海东,他当时正在大连养病。

得知自己被提名大将军衔后,他向周恩来提出: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听说中央准备授我大将军衔,感到有愧。

我请求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

但周恩来却说:“考虑到你为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正合适。 ”  徐海东虽是窑工出身,但作战很勇猛。

他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一度视他为眼中钉,曾经用飞机在苏区散发过传单,上面写“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者,当赏洋十万”。 和悬赏彭德怀的金额一样,可见徐海东的分量。 作为张国焘的老部下,他顾全大局,在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关键时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难能可贵。

因此,毛泽东称赞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但就是这么一位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在名誉面前也提出让衔。   另外,许光达也提出让衔。

得知自己拟被授予大将军衔后,他对贺龙说:“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

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我均不如。 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

”后来,许光达还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降衔申请”。 信中说:“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

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看了“降衔申请”后很感慨,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的明镜啊!当然,考虑到许光达为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党中央没有同意他的“降衔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中将让衔:授予校官就不错  中将方面,徐立清、孔庆德是让衔的典范。 徐立清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孔庆德则表示“授予校官就不错”。

  徐立清1952年被评为正兵团级。 按照1955年授衔的标准,正兵团级应该授上将军衔。 但徐立清坚决不同意,他利用在总干部部管理授衔工作的“便利”条件,将已经列入上将名单中的自己的名字改写到中将名单当中。

罗荣桓看到他修改过的名单后,又把徐立清的名字改写到上将名单中。

但徐立清仍不放弃让衔,他给中央军委写信说:“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

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  彭德怀知道后,多次找徐立清谈话,要他接受上将军衔。 但徐立清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

彭德怀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毛泽东感叹地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古来如此!”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恩来同意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   除徐立清外,1930年就入伍的老红军孔庆德也摆正了名利、地位与事业的关系。

评衔工作开始后,有同志打电话征求他对自己军衔评定的想法。

他表示:“评衔问题,我个人意见是服从上级,给个什么算什么,能授予校官就不错,大校也行,上校、中校都行啊!”在孔庆德看来,军衔事关个人荣誉和切身利益,不可能没想法,但关键是从什么角度去想、怎么想。

级别上去过后,肩负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一个人只要想到这些,自然就不会去计较、更不会去争军衔的高低了。

  军衔和勋章,既是对老一代革命家艰苦卓绝革命生涯的肯定与奖赏,又是一块试金石,见证着共产党人在功名利禄面前的抉择。

他们以平和之心对待“名”、以淡泊之心对待“位”、以知足之心对待“利”、以敬畏之心对待“权”、以精进之心对待“事”,把自己的一切与国家命运、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紧紧联系起来,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

这些生动事例,充分体现出老一代革命家淡泊名利、为民谋福的崇高风范和拳拳初心,值得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模范践行。

(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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